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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们从一位侵华日军士兵的忏悔开始，揭开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一角。
那是1936年2月的一天，一队日军小分队在分队长久松的指挥下，闯入了一个偏远的小村庄。村子里的一切被他们打砸抢烧，最终他们抓住了一名中年中国男子，怀疑他是密探。为了逼迫他认罪，日军士兵将男子衣物强行扒下，并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毒打。然而，这名农民坚决否认自己是间谍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。久松分队长无计可施，愤怒之下命令这名农民挑起重物走路，想借此折磨他。
途中，当队伍停下休息时，久松分队长指示士兵将这名中国农民围住。他抽出日本军刀，凶狠地架在农民的脖子上，露出一脸冷酷的笑容。根据后来回忆此事的日本士兵说，每当他们见到队长那张面孔时，便意识到血腥的场面即将上演。果然，久松狞笑着，毫不犹豫地挥刀砍下了农民的头颅，然后擦去刀上的血迹，将刀重新插入刀鞘。
就在此时，前方的排长藤泽部补走了过来，他对久松微微一笑，走到那具尸体旁，拔出军刀，在尸体的胸腹间划开一道口子，取出了一颗圆球般的物体——竟然是一颗人胆。藤泽部补得意地看着它，满意地将其用白手绢包好，小心翼翼地放入自己的衣袋里。原来，他所取的人胆是为了治疗他因纵欲过度所引起的疾病。
展开剩余76%这一暴行，非但不是个别现象，在整个侵华战争中，日军的兽行成了普遍现象，数不胜数。例如，日军士兵角田信在战后审判中供述道：
“1936年10月，我以安东警察大队中队小林分队员的身份参与安奉线的肃清任务······我们将四名中国人因涉嫌与抗日联军有联系而逮捕······我亲手用刀割开了他们的腹部，取出了他们的肝脏，带回日本，给我妹妹吃。”
另外，还有前源秀宪的供词，也揭示了日军的残暴行径：
“1936年10月，东条英机指挥东边道的讨伐，我是小队成员······我们用凡士林罐蒸煮两名抗日联军的肝脏······是国武大队长下令做的。”
这些事件表明，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，超乎想象地残忍，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更为恶心的是，这些暴行还不止于此。在湖南省洞庭湖北岸的肖家湾，1943年5月，一名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杀了两名难民，并取下他们的胆囊，挤出胆汁装瓶，带回去作为自己的“药方”。这些血腥残酷的历史事实，令任何人无法忍受。
不仅如此，侵华日军的兽行，甚至更加丧失人性。在李成瑞的《平阳惨案日记》中，有一段令人无法直视的场景：在平阳村，日军抓住了30多名妇女，其中一名怀孕的妇女被推倒在棺材里，军刀从胸部划至腹部，直接剖开她的肚子，取出胎儿。随后，这名妇女因失血过多死去，日军又将她的心肝切下，用油炒制，然后强迫其他妇女食用。如果有人拒绝，他们就会威胁其“死啦死啦地”。
此外，河北文史资料第42辑中记载的事件更为震惊。在兴隆县双庙据点，驻扎的日军士兵中川竟然吃掉了50多颗活人心。而新兵股长黑佃悦二，也多次杀人并食用其心脏，以此作为他对日本医学的“贡献”。这些人类无法想象的行径，甚至带着病态的科学研究色彩。
更加疯狂的是，某些日军医学人员竟然在战争期间，将中国人活体解剖，用其身体部位做医学实验。比如，山田立本博士在奉天对11名无辜百姓进行了活体解剖，取走他们的心脏并用于研究。他甚至为了追求学术成就，寄回日本，凭这些不人道的“研究”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。
这一切的罪行，简直无法以常理衡量。山本升博士为了研究中国人的骨骼和皮肤，居然残忍地剥取了200多名中国人的皮肤，甚至在自己的办公室挂着一张人皮，桌上摆放着几颗人类的头盖骨。这一切罪恶，竟然在日本当时的医疗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“认可”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日军的暴行和背后的恐怖阴影，已成为历史的沉痛记忆。1954年，赵秋航在其供词中描述了更为恐怖的细节，提到日军在1937年初冬在抚松县进行“肃清”时，抓捕了700多人，并将这些人全数杀害，取心切片，部分被日军煮食，另一部分被腌制后寄回日本。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，充分揭示了日军侵华的恶行，不仅仅局限在战场上，他们在背后更是进行着无比变态的行径。
1941年8月31日，日军在大坨据点抓捕了多名共产党员，并在暴力审讯后，将其中两名共产党员的头盖骨砸开，取出脑髓，将其煮制成所谓的“人脑粥”，逼迫村民食用。即便如此，村民们还是坚决拒绝，面对日军的暴虐，依然没有一个人屈服。
这些只是侵华日军罪行的冰山一角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历史逐渐被人们遗忘。然而，遗忘并不可取，历史应当被铭记。那些无辜的生命，那些惨绝人寰的暴行，都提醒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段沉痛的历史。
参考资料：《河北文史资料》、《丹东文史资料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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